闾丘露薇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后移居香港。1997年加入凤凰卫视，当过记者、主持人，现任采访总监。
第一次见到桑兰，是在1998 年的纽约，那次，陪同朱基访问美国的劳安，代表中国政府去看望正在纽约接受治疗的桑兰。在纽约市中心的那个小小的公寓里面，我看到桑兰，小小的，脖子不能够转动，像一个精巧的一碰就碎的娃娃，看着让人心痛。那个时候，中国运动员的待遇并不高，如果不是因为好心人，桑兰根本没有能力支付在美国庞大的医疗开支。
第二次见到桑兰，是几年前在电视屏幕上，她在主持电视节目。我没有办法把这个自信漂亮的女孩子，和我印象中那个桑兰联系在一起，那种在她眼中曾经有的茫然和恐惧已经完全消失了，她的眼神是清澈和快乐的，让我忘记了，她是坐在轮椅上的女孩。
再次留意她，是她成为了北京的火炬手，我想，她是当之无愧的，并不是因为她在运动场上取得过的成绩，而是因为她的那种顽强的生命力，还有那种乐观的精神。在她遭遇苦难的时候，她还很年轻稚嫩，但是她走过来，苦难让她成长为现在的样子。
之所以要提到桑兰，因为她让我想到一种精神。我总是在想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我们透过奥运希望展现中国人的哪些给世界呢？是奥运开幕式上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吗？是那些宏大的奥运场馆吗？是奥运期间，展现出来的整齐清洁的北京吗？我想，这些都只是表面的，我们更应该展现的，应该是一种精神，中国人的那种坚韧，执著，乐观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一直存在于我们身上的，也许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或者是忽略掉了，觉得并不重要。我们自己把目光更多的放在了那些现代化的设施，那些宏大的场面上去了。但在我看来，其实这才是最最宝贵的东西，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一场奥运。
七年前，当我站在莫斯科的申奥现场，和周围的中国人一起狂喜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除了喜悦，还来不及思考。来不及思考，我们到底要办一个怎样的奥运，我们到底要从奥运那里学到些什么，可以为我们自己的生活，社会和国家，带来哪些良性的改变。
我们急于展现自己的经济实力，用形式化的东西展现我们的齐心，就好像这场壮丽的北京奥运开幕典礼，我们让大家看到了我们的人力和财力，场面宏大，相信如此整齐的景象，没有几个举办城市能够展现出来，技术先进，不管是灯光运用还是舞台的设计，舍得用最好的东西。还有中国的历史，四大发明，盘古盛世，但是独独让我看不到现在的中国。一场视觉的盛宴，缺乏了令人发自肺腑的感动。
唯一让人感动的，是小女孩用甜美的声音演唱那首《歌唱祖国》 。那个时候，我的眼泪就要从眼眶里面掉下来，因为那个时候，我感到骄傲，骄傲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卿卿我我容易，海枯石烂很难
张晓舟乐评人、专栏作家，广东人，《南方都市报》、《体育画报》等媒体专栏主笔。
要求莎拉·布莱曼和刘欢唱一首流芳百世的主题歌，比要求张艺谋用几个钟头的时间扛着五千年文明急行军还要难。开幕式可以比创意比财力比科技比人海战术，但小小一首歌反而可遇不可求。虽然奥运征歌也用了人海战术，但结果只能证明中国歌坛创作水平的普遍低劣。奥运主题歌的艺术水准令人不敢高估，大众关心的更多是由谁来唱，一个严肃的音乐品位问题沦为追星话题。
一旦追星，人的智商就容易下降。比如很多人预测是王菲来唱，就不想想如果王天后肩此重任，李天王怎么可能小不忍乱大谋去暴打狗仔队；又比如无数凉粉玉米炒作了好几年，愣是不想想奥运是央视的地盘，把鸟巢当湖南卫视的演播厅了。
整个张艺谋团队的创作和制作、包括主题歌及演唱者的选择，其实都采取了中庸之道，首先是保险—不过不失，一团和气。这首《我和你》有如白开水，没有味道，更谈不上营养。但你又不能说白开水就不好，何况天那么热，补充水分很重要，所以莎拉·布莱曼一亮嗓，观众就像灌了一大口凉水一样叫爽。《我和你》，一个俗到家的名字，但又极为形而上。马丁·布伯有本神学名著就叫《我和你》，韩东的爱情形而上小说也叫《我和你》，全世界也有不少歌都叫《我和你》，我和你，东方和西方，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减肥初步成功的中年男人和中年女人，总之是一对双保险。
虽然像“月亮女神”这样的美誉我认为只能用在伟大的卡拉斯身上，而莎拉·布莱曼或恩雅只不过是“发烧女神”，但是这种美得比较空洞的歌更容易把一锅白开水烧开—更容易为吾国人民喜闻乐听。至于刘欢，他在当年的成名曲中就引吭高歌过“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他和月光女神在声线上是般配的。
在旋律上，《我和你》没有《亚洲雄风》那么琅琅上口易于传唱，但好在歌词尽管平淡如水，却也没有“山是高昂的头”那么吓人—“山是高昂的头，云也手挽手”能把汉语弄得如此粗鄙，也挺不容易的。好在这一次终于不像《亚洲雄风》那么脸红脖子粗了，开始柔情蜜意起来，虽然音乐上乏善可陈，但观念意识进步了：军歌的雄赳赳气昂昂变成了情歌的对话和倾诉。
千万别指望一首体育主题歌能永垂不朽，这样的奥运歌曲本来就没有几首。《手拉手》最流行，但以音乐论，史上最佳奥运歌曲其实当属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那首。不管从流行潜质还是从音乐深度来看，《我和你》都实在有限。
二十年前就在国际关系学院教过西方音乐史选修课的刘欢老师当然是明白的。当年我还上过他的第一节课，至今难忘。1988 年刘欢已经唱《雪城》和《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出名，以至于上课竟老有学生找他签名，但第一节西方音乐史课他就拎个破录音机镇住教室，一上来就往黑板上写下Bach，问这名字怎么读？巴奇还是巴赫？放了一曲巴赫后他宣称：“这才叫音乐啊！而我唱的那些流行歌，你们以后都会忘记。”
一个时代的开启象征
程建国财讯传媒集团市场部总经理、信息技术部总经理。曾经的体育媒体编辑、评论者。原打算在体育媒体中坚持到2008年，后来发现，离教堂越近的地方，也许离上帝越远。
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在现代世界，后发国家要想赶超先发国家，就必定要急行军，严格纪律约束下的步调一致，也就成为必然与必须。
准备数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力图向世界传达中国历史与文化最精华，且能与现代世界相契合的精神，向世界展示中国在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对现代国际文明的理念接轨。如果从形式与内容看，一个小时的文艺表演创意与编排，这样的目标达到了。但对于中国之外的观众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却可能是中国人纪律的严明与步调的一致。
现代奥运会，各东道主国越来越希望把开幕式表演当作展示自己历史与文化的平台。但除了本国观众外，其他人对表演内容其实是不知所云的。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而艰深的国家来说，一些内容连本国一般观众，也难以真正明了，比如这次开场的击缶。
因此，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形式所传达出的信息，往往比内容传达出的信息更有实质影响力。甚至由此造成实际效果与原本希望最终南辕北辙，也是一种可能。如果作为一种集体仪式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是成功的。整体的大气与庄重，显然是一个大型集体仪式所必须的基调。但不足之处也极为明显：参演者实事上被当成了兵马俑，缺乏个性化与生活化的表现，缺乏对人心柔软处的触碰。
即使在现有脚本与架构下，这样的机会也并非不存在，但被轻易放过去。比如戏曲表现一节，从头至尾采用了京剧锣鼓做主伴奏，整个气氛极为豪放热烈。如果在此期间，能有哪怕半分钟的静场与暗场，让京胡来一段悠扬的独奏，对人心的触碰都将难以言表。征集五年之久才选定的主题歌，显然让人远不能说满意。即使有莎拉·布莱曼天籁般歌喉的演绎，也无法改变它的直白无味与平淡无奇。这首主题歌，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与内涵苍白贫乏的体现。而各国代表团入场顺序按中文名称排序，却又显示着我们在向规则制定者方向开始的努力。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对我们所处现状的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写照。
一方面，我们希望让当代世界的主流们深入地了解、理解自己，另一方面，我们却坚持着事实上已被证明是极易遭到对方误解的表达方式；一方面，我们拥有别人难以理解的，自己也越来越隔膜的历史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我们在现代文化创造方面又极其贫乏；一方面，我们极力想让当代世界的规则制定者们接纳我们，另一方面，我们更希望自己成为新的规则制定者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奥运会所能解决的。
对现在的中国来说，北京奥运会，只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与世界交流、摩擦时代全面开启的象征。无论对我们，还是对这个世界，这个时代都将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困惑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很像点燃圣火的李宁：以大步迅跑的方式向自己希望的目标迈近，既激动人心，又让人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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