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自《卫报》，作者Agnes Poirier
上月初，就在法国人隆重欢迎哥伦比亚女人质英格丽·贝当古（她也拥有法国国籍）抵达巴黎之际，他们也听到了从英国传来的坏消息：两个23 岁法国大学生在伦敦东南部一公寓内被乱捅数百刀惨死。
法国人对伦敦一向印象很好：对很多法国中学生来说，夏季是他们作为交换学生到英国学英语的时节；而对雄心勃勃的法国大学生来说，7 月份则是到英国大学念6 星期短修班，或者到英国公司进行暑期实习的黄金时间。
这起凶杀案发生之初，法国媒体一度自我克制，没有给出太多的血腥细节。直到英国小报纷纷登出血淋淋的封面大照片，他们才勉强跟进。法国突然被伦敦暴力犯罪的残酷现实惊醒了。
近来，伦敦已经变成一个让人感觉暴力犯罪远比巴黎严重的首都。据Inhes 公布的法国官方数据，今年还没有人在法国首都及其近郊被捅死；而伦敦今年已有20多人死于涉刀、涉枪袭击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Inhes 的报告，法国发生的人身暴力袭击有8 成多并未用到任何武器。不过，此类案件数量也在逐年上升，2006 年达到16.43 万起，比2005 年上升了10.6%。但同期巴黎的人身暴力袭击案件却下降4.9% 至3.34 万起。
英国和法国的暴力犯罪因两国不同的文化规则而异。在巴黎，包括整个法国，暴力通常以戏剧性的方式展开，这种张扬的行为本身往往可以化解任何可能的潜在威胁。而在英国，暴力往往藏得很深，并在令人意料不到的时候突然爆发出来。
在抵达伦敦后的头几个星期或前几个月，多数外国人都不会察觉到伦敦的暴力暗流。他们会觉得这个城市既有活力又极为文明。人们在地铁或公共汽车上互相交谈，而在巴黎很少看见这种景象。
来自法国的客人无法读懂这一表层下的隐藏含义—或者叫文化背景；他们对自己身边的危险懵然无知。当一家酒馆发生吵架时，他们会带着人类学家般的好奇心看得津津有味。但在伦敦呆上几年之后，他们就会慢慢学会如何去评估危险。没有其他欧洲城市能像伦敦那样，使你变得精通街头生存之道。
10 年前我乍到伦敦时（作者为法国籍—编注），曾以为这个城市非常安全，到了夜晚我还傻里傻气地在街上漫步。不过，当时的涉刀犯罪案件还不多，至少不像这一年来我们所体验到的这样。
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不仅对法国客人，对任何一个伦敦人来说都值得震惊。我的一些伦敦朋友以前经常替人劝架或干预危险局面，例如看到两个人大声斗嘴、小孩对路人玩恶作剧、青少年在火车上太过吵闹等等。现在他们承认，今后在提高嗓门前会考虑再三。这种防人三分的气候正在影响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
英国人为何不再乐善好施编译自《观察家报》，作者Alison Wolf
我曾经问过一群年龄大多不满30 岁的学生：你们是否经常为慈善事业出力？他们都显得一脸茫然。那么你们是否经常捐献呢—不是偶尔在募捐箱投下一枚50 便士硬币，而是长期、定时的捐助？他们的回应几乎仍是一片沉寂。
这并非是存在于个别群体的现象。在21 世纪的英国，这些学生相当典型。“慈善”意为“行善，特别是针对穷人。”《牛津英语词典》定义道。今天的英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富裕，但却不那么有善心。自1992 年至今，我们的慈善捐款占GDP 的比重已经下降了1/4。
据全国志愿组织理事会估算，从2000 年到2006 年，英国人的个人捐款只增长了8%；定期捐款者在全国人口中仅占54%，在高收入群体中仅占65%。我们捐献的数额也少得可怜：平均为每人每月10英镑，即每周2.50 英镑；而英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为每周500 英镑，每年2.6 万英镑，高收入者更超过4 万英镑。
尽管英国的登记慈善机构多达16.7 万家，政府的公民调查也显示很多人都参与了志愿活动，但这些慈善机构包含了体育俱乐部、业余合唱团、极小型艺术团体和全国信托基金，还有很多传统的慈善机构实际上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转包者。另外，在公民调查中，只要你为邻居的宠物喂食，甚至为他人提供意见建议，你就算在从事志愿工作。
英国人乐善好施的行为变少了，这很难说是因为需求的消失。我们的福利国家制度已经达到极限。在很多地区，只有残疾最严重者才能在家享受到社会服务；要消除儿童贫困现象，也比工党10 年前想象的棘手得多；家庭破裂、出生率下降和寿命预期的延长，使老年人口面临危机。最近一项YouGov 调查显示，88% 的回应者认为英国存在社会分化，63% 的人认为这一分化在5 年后会变得更严重；然而仅有6% 的人认为，自己很可能会参与社区活动，帮助最贫困人群。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造成这一变动的原因之一，是现代社会的新增法规。如今只要你想组织16 岁以下青少年开展任何集体活动，几乎都必须先通过犯罪记录局的审查，并且接受过专门训练。“成年弱势群体”的组织也一样。难怪现在肯加入志愿机构的人急剧下降了。理论上我们可以减轻监管包袱，但真正做起来恐怕没那么容易。
另外，两大社会变动也对英国的慈善业带来了深远影响，其一是有组织宗教活动的衰微。英国很多最知名的慈善组织都与宗教机构有关，经常作礼拜者参加志愿活动的比率两倍于普通人。过去人们很难拒绝参与社区活动，因为请他们帮忙者通常都是他们认识的人，例如同上一所教堂的教友。近年来教会成员的骤减对此打击很大。
第二个是女性就业的普及。几个世纪以来，在家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居家妇女一直是慈善活动的主力军。她们开办托儿所，提供济贫餐食，为成人学习班上课—这些既能行善，又能使她们摆脱无聊。如今她们的女儿和孙女们都去上班了，很多女性行善者因此消失。
以上两者都导致投身慈善事业的志愿者人数急剧下降，于是帮助穷人和弱者变成留给国家去操心的事。
很少人会怀念那种统治者为臣民选择宗教、房东敦促租客经常上教堂、信教虔诚是商业和社会成功的必需的过去。由于一半人口的才能不再被浪费，我们现在有能力维持一个提供空前规模的援助和保障网的福利国家制度。然而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慈善传统可能会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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